邙山脚下，青要山尾，畛河西畔，华严寺侧，有一山沟，名平王沟，内有桃园村、楼下闩。门临溪水盘玉带，坐对南山翠若屏。这就是我的故乡，青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。

从记事起，是上世纪的七十年代。豫西农村，尤其是新安县大山以下的穷山村，不仅物质生活贫困，文化生活也相当匮乏。七十年代初，山区不通电，不通广播，直到上小学一年级，教我们的老师不知怎么搞到一台收音机，带天线，还缀两个一号干电池，声音小，噪音大，有时还得搁耳朵上听。就这样也是如获至宝，上课专门放给我们听，感到非常神奇。那时候白天大人们上工，学生们上课。晚上守着一盏小小的洋油灯（尽管解放后不叫“洋油”，改叫“煤油”了，但农村人还是习惯叫“洋油”），做完做业后无所事事，等待的就是漫漫长夜。

那时候，文化娱乐很少，没有现在都市丰富的“夜生活”，漫漫长夜如何消遣？偶而大队会演一场电影，我们就会跑个三四里路去看，当然也会跑到公社所在地仓头街去看电影，甚至为看一场电影跑个十里、二十里的路也是常有的事儿。请剧团唱戏对乡村来说，是非常奢侈的事儿，公社一年能唱个一两次戏，大队极少能唱得起戏，生产队想就别想了。想看场戏就得跑仓头、狂口、北冶、石井、竹园等地，打着灯笼，披星戴月，翻几十里山路，甚至打个通宵，戏台子下挤得胸口疼，仰得肚子酸，瞪着眼、张着嘴、掂着脚……受这一切罪，就为能看到一场戏。除了电影、戏，还有一项娱乐生活，就是看“耍把戏儿”，现在叫做杂技，或“马戏团”，也是我们小娃们儿的最爱。在粗糙的音乐里，铿锵的锣鼓中，翻跟斗、打侧脚、上老杆、耍气功、玩魔术很能吸引我们的眼球。每一摊儿“耍把戏儿”的都有一个专门的丑角儿叫“老菜包子”，故意显得笨手笨脚的，当众丢丑儿，出洋相，惹得人哄堂大笑。笑声荡漾在夜空，给贫瘠的乡村文化生活带来一丝活泼的生机。

电影、唱戏、玩把戏不是每天都有这样的“好日子”，平均下来一个月里有个三两天也是不错了。更多的时间，更多的夜晚，吃罢晚饭，大人们互相串门儿，坐一起拉家常，东南西北地扯，而我们小娃们打闹之余最爱听的就是大人们“说瞎话儿”。“说瞎话儿”是豫西农村的一种俗称。有的地方叫“讲古”、“说古”，书面上通俗地称为“讲故事”。“瞎话儿”按书面语言应该叫“民间故事”或“民间传说”。为啥叫“瞎话儿”呢？大概是因为这些故事都是民间流传的，口头讲述的，书本上没有写，历史上也没有记载，谁也考证不出来真伪，只能当瞎话儿听，这里的“瞎”就是假、不真实的意思。有这样一个“瞎话儿”广为流传：张三去李四家借东西，李四不在家，妻问借啥？张三说，借你家的“瞎话儿”本儿看看。李四妻回，他不在家。张三问，去干啥了？李四妻回，去打露水籽儿去啦！张三疑惑：露水有籽儿？李四妻反问：瞎话儿有本？这个故事就是谚语“露水没有籽儿，瞎话没有本儿”的来历。

“瞎话儿”虽瞎，但情节充满神奇、扑溯迷离，引人入胜。内容引古以鉴今，抑恶而扬善，多劝人诚信、守法、行善、尽孝等，趣味之余，给人教育与启迪。故“瞎话儿”老少皆宜，人人趋之。后来想想，仔细分析一下，“瞎话儿”也是一种说书，是最原始的说书。说书人好多书的内容来自于民间的“瞎话儿”。追溯说书的来源，早期唐宋时代不是称为“说话儿”吗？有文人把“说话儿”人说的故事记下来编成书，就有了“话本儿”。那时的“说话儿”和现在的“说瞎话儿”应该大同小异的，只不过那时就有“话本儿”了，看起来早期的 “瞎话儿”也是有本的，只不过我们农村大老土说的“瞎话儿”没有文化人来编写“本儿”罢了。当然这些都是现在才分析的，那时一个小屁孩儿是不会考虑这么多的。

听过最多的是我大哥讲的“瞎话儿”。大哥为人实诚，木讷，不善言辞，书读得不多，但肚子里装的“瞎话儿”不少，不知都是从哪听来的，总说总有，头头是道，让人佩服得不行。夏天树荫下，冬季炉火旁，我们陶醉在“瞎话儿”哩，听“瞎话儿”掉泪，替古人担忧。“瞎话儿”伴随着我们童年快乐的时光，留下了美好的记忆。

除了电影、唱戏、耍把戏、听“瞎话儿”之外，还有一项最重要、最普遍的文化娱乐活动就是——听说书！

说书，现在的理解应该是包括评书、鼓书、坠子及南方的弹词等曲艺，但那个时代到我们农村来的没有评书，更没有弹词。坠子书还是上中学时在寺上的前村闩听过一次，其余的都是大鼓书，就是现在所说的河洛大鼓。所以在我们这一带，说书就是河洛大鼓的专称。当然河洛大鼓也是后来起的名字，那时没有这个名称，都称为“说书”。

没上学以前，依稀记得就听过说书，也产生过许多疑问，明明又敲又打，又拉又唱的，为啥不叫唱书而叫说书？少时的印象里，有看书、读书、背书，书还能拿来说？别说那时懵懵怔怔，什么也不懂，就是现在也没研究透彻，“说”为啥不叫“唱”，“书”为啥不叫“故事”而偏叫“书”呢。别说咱文化低，捉摸不透，有些所谓的“砖家”、“学者”研究了一辈子，也得不出一些可以另人信服的说法。

农村人一年下来难得看几场戏、电影，但每年都至少可以享受几次听说书的“待遇”。比起唱戏、电影昂贵的花费来，说书要经济得多，也方便得多。人少，花费少，吃饭住宿都好招待。不用搭台，拉一张桌子，两把椅子，点一盏油灯，烧一壶开水就可以开书了。所以说生产队演不起戏，看不起电影，但说书都能说得起。农闲时，说书人寻村串户找上门来，就连续说上几天，刮风下雨，干不成农活，聚到窑洞或其它避雨的地方美美的听上几天书，真是极好的一种艺术享受啊。

当然最另人振奋的还是我们这些半大屁孩儿，一见说书的进村了，马上就跟到后边簇拥着，欢呼着“说书的来啦——”。说书的往往有两三个人，进村后找个石桌或石凳坐下，有的孩子就跑着到队长家报信，有的主动给说书人当向导，领着去找队长，有的就围着说书人看稀罕，摸摸弦子，敲敲鼓，轰也轰不走。直到队长把说书的安排住，对我们大声喝斥：都爬回家去！给大人说说，晚上到学校窑听说书！我们这才高高兴兴地散去，单等晚上听说书。

乡村夏夜，凉风习习，夜幕降临，星火同辉。桃园学校门前的操场上早已人声鼎沸。说书人未到，听书的倒先聚集了不少。当然最积极的还要数我们这些半大娃们儿，兴奋得蹦呀，跳呀，嚷呀，闹呀，穿梭于人群之中，翘首以盼。一会儿队长把桌子拉开，凳子摆好，茶水备齐，说书的就到场了。掏出弦子，支上鼓架儿，钢板，鼓声就马上响起。开书以前，一般都是由徒弟先打起钢板，敲一阵书鼓。俗称“叫场”，即招徕听众，类似于戏曲开场前先打一通“家伙点儿”叫“急急风”，主要用于造势，告诉观众即将开戏了。随后钢板、鼓点儿配上弦子一通演奏，弦子拉得很热闹、欢快、紧凑，势如急风骤雨，听起来叫人紧张、兴奋。后来才知道开场前拉这一段弦子名叫“十八板”，是河洛大鼓音乐的前奏曲，能展现拉弦儿的功夫，技巧。往往一段拉下来，听众能拍几次手，喝几回彩。前奏曲过去，就该徒弟先“垫场”了。徒弟说的都是书帽或小段儿。徒弟嘛，肯定没有师傅说得好，人们都是这印象。对于徒弟说的书，大家都是爱听不爱听的。徒弟说书也就是借书场开头等待听众到齐的这个机会锻炼技艺的，反正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。所以书场里很乱，有刚来的，有让座的，有大声打招呼的。小娃们听不进去书，也不懂顾面子，有的还高声嚷着：“换老师儿说！”，在一片喧闹中，垫场段儿就结束了，该老师上场了。

师傅上场就有师傅的派头，慢吞吞地归入正位坐下，不紧不慢地品一口热茶，拉弦的在这当儿吱吱呀呀地定弦儿，弦定好了，说家才清了清嗓子，敲两下鼓，就开口了：说书不说书，上场先背毛主席语录……

说书的背的毛主席语录都是当时耳熟能详的经典语录，听到最多的就是：“要斗私批修。”“下定决心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！”“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，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。”“与天斗，其乐无穷，与地斗，其乐无穷，与阶级敌人斗，其乐无穷”等等。这都是适应当时形势的，以后再听到的就是“说书不说书，上场先做诗”了。

毛主席语录（或定场诗）念完之后，就是一番如“老少爷们稳坐两厢，听俺拙喉咙哑嗓，凉腔掉板，与您细陈……”之类的开场白，话没落点，就开始哼唱：“听俺慢……，咹——，与您——道——来——”。然后才不紧不慢，细条慢理地打起钢板，敲起鼓点，弦子也开始吱吱咛咛地拉起了过门，过门一完，就开始慢慢地唱了。

师傅说书大都如此，刚开始总是耷拉着眼皮，一副无精打采，少气无力地样子，开口说或唱都是缓慢、低沉的语调，给人一种慢吞吞，净松罢凉的感觉。如果你以为这说书人不认真，不搁劲儿，懒懒散散的，肯定不是好说书的。那你就错了，一方面说书人故意在开始时吊人胃口，另一方面说书人一唱一个小时、两三个小时，甚至更多，是非常耗费嗓子和体力的，所以上场来养精蓄锐，强调稳，不能慌乱。说书的也说啦：前紧后松，到底不中，前松后紧，越说越稳。老婆纺花，慢慢上劲儿，大闺女游秋儿，越游越快。开始如果攥劲儿过火了，到以后热闹的地方反倒没劲儿了，唱不好了。只有松下来，才能紧上去，只有慢下来，才能快上去。所以说书人总是把精神头儿，把劲儿都攥在后边。初始时静似麋鹿，温如绵羊；进而似睡狮初醒，蓄势待发；高潮时如猛虎下山，排山倒海，势如破竹。

说书的大都如此，正说到紧要三关，五马岭上，热闹之处。比如眼看要打起来了，或闹得不可开交了，或刀架在脖子上生死一瞬间了……在这关键时刻就开始“撂挑子”，话锋一转：“眼看就是一场闹，打打钢板我要停。把书说到交关口，一言得罪众观众，要是瞌睡你就走，不瞌睡，喝口热茶接着听。”这一板书就算停下来了。

众人在说书人喝茶休息的当儿，也可以放松一下绷紧的神经，拉拉家常，议论议论书情。小孩儿们出去尿一泡回来，还想着刚才说书人说的刀架脖子上咋办，是死是活？心里真痒痒，恨说书人早不歇，晚上歇，偏这个节骨眼儿喝什么茶，耽误事儿！就大声嚷着：少歇会儿，快开始吧！说书人笑笑，就拿起钢板，书鼓一声，书场皆静。

一晚上两板书、三板书就该收场了。刹书时老是撇了个想头儿，吊足了胃口，让人欲罢不能，明天不来听就睡不着觉。后来也逐渐明白，这就是说书人的“奸滑”之处，每次都是说到矛盾冲突，紧张热烈之处停止，给人造成悬念，吸引人听罢这场听那场，场次才能不间断地往下续，说书人的饭碗也才能持续地端下去。这就是“唱戏唱团圆，说书说零散”的道理。唱戏的是“拿不住奸贼不刹戏”，而说书的往往是越说越零散，你东我西，不能团圆。一旦团圆了，说书人也该“卷铺盖离庙”了。所以小时候我们听说书，听罢这场听那场，这村听撵那村，连续一个多月，却没有把一部书完整的听完过，最后也是心有不甘，不得不依依不舍地目送着说书人走出村口，消失在远处……

记事起记得来过好多摊儿，无数次的说书的。只管听书，也不会留心说书人是哪里的，姓什么、叫什么。依稀记得本县来的说书人最多，还有孟津、偃师的，上四年级时听过河北（这里仅指黄河北）过来的一摊说书的，印象中远没有河南的说书人说得好，说得带劲儿。老年人说东边有个段先儿说书说得特别好，那时很早的事儿了，可惜我们小孩儿们没有听过。我们只听过老杨先儿（杨德满，王管子的入门老师）、小杨先儿（杨保险，又名杨兆民），孟津李先儿（李玉山），五头郭先儿（郭黑蛋）的书。其它的就叫不出什么名堂了。但是来我们村说书次数最多，印象最深，妇幼皆知的说书人当数仓头大河口的王管子了。

王管子大名叫王长海，但人们记住最多的是他的小名，大名好少有人知道。只所以大家都熟悉王管子这个名字，有以下几个原因：一是王管子来村里说书的次数太多了，从小出身跟老师杨先儿学徒时就经常来，出师后更是几乎年年不间断，可以说人们见证了他从徒弟娃儿到出师，以至成为“好说家儿”的全过程。二是王管子特别家常，平易近人，无论穷富，大人小孩儿都能说着话儿，每次来说书就象到家一样随便、亲热，而村人们也不拿他当外人，热情招待。大家时不时还开个玩笑，有人掂二话说，听王管子说书一股子王管子气。这话给王管子听到了，在书场公开地说，有人说我说书有一股王管子气，王管子气是啥气？好多人一时语塞，无法回答。就有小孩儿在下边高声回应，王管子气就是出离拐弯的气！童言无忌！顿时惹得哄堂大笑。王管子并不生气，也跟着大笑。一般人可能觉得，这是一种侮辱。但大家包括他本人并不这样认为，反倒觉得这种说笑更显得亲近、随和。三是人家说书确实有一把棕刷子，这是最主要的原因，试想如果他书说得不咋的，谁还会记着他，还会欢迎他？隔段时间不听王管子说书还想得慌，议论王管子怎么还不来说书呢？可见王管子在村人心目中的位置。

王管子长得相貌魁伟，中年发福后更显得人高马大的样子，个子高，身材胖，往书场一站，如半截铁塔一般，不开口说话，从气势上就已经镇住了场子。他又有一副好嗓子，嗓音非常宽厚、响亮，声如洪钟。夜深人静时，他的腔能听十几里。那个时代，说书从没有用过扩音机什么的，对他来说根本不需要。不管人再多，再乱，他往那一站，只一嗓子，书场立即静下来。有时候他在书场调侃说，我的嗓门儿大，大嫂们捂好娃们儿的耳朵儿，吓着了我可不管！你别说，有的孩子在下边乱窜，他吼一声，孩子们都不敢动了，乖乖地听书。

王管子说书很投入，声情并茂。说起姑娘媳妇来，扭扭捏捏，拿腔捏调，让听众忍俊不禁，笑得前仰后合。王管子善于说苦书，那天后晌，他说的是《拉荆芭》，说到苦处，声泪俱下，不住地用手绢擦泪，下边听众哭声一片，有几个老婆竟嚎啕大哭，书说不下去了，只得停下来，稳定一下情绪。王管子从书情里跳出来，笑着说：“看你们没出息那样，又没说着你们。”大家都又笑了，就是呀，这不是看闲书掉泪，替古人担忧吗。就这样，一场书下来，哭哭笑笑。要不会说“唱戏的是疯子，听书的是傻子”呢？

王管子自幼失目，说书中人物动作、表情全凭自己惴摸。但他表演、比划起来却特别形象逼真。记得我都上小学二年级吧，那晚上他说的是《南京风云》，说到黑大个杀赵玉莲的情景，一手拿钢板做刀状，一手摸鼓做人头状，缩头咬牙，嘴里恶狠狠地一声“嘶啦”，提着血淋淋的头飞出去了。我们都把他虚拟的动作当成真的了，听得心惊肉跳，看得浑身起鸡皮疙瘩。听罢书，一个人得走一段夜路，吓得不敢回家了，脑子们老回旋着黑大个杀人的情景，怕黑大个冷不丁蹦出来，在半路哭了起来，一直等到家里人来接。

儿时的岁月，伴随着鼓声、书声和琴声悄然流失。曾几何时，土地包产到户，生产队没有了集体经济，说书人再上门时，队长推三阻四，不肯接待，我们听说书的次数也减少了。曾几何时，电视、网络、手机悄然闯入人们的生活，蚕食了说书的市场，使人们对听说书兴趣骤减。曾几可时，流行乐、泊来文化野蛮侵入，把说书一下子挤到了边沿化，成了时代的弃儿。从此我们再难听到几曾熟悉的乡音了。

后来我们小浪底移民搬迁，故乡成了万山湖的一部分，近几年因思念故乡、故去的亲人，每年七月十五都要回去上坟。曾经流淌着鼓声、书韵的故土，早已时过境迁，物是人非，满目疮痍，触景感伤。早年曾经说书的场所，桃园学校窑依稀可辩，伫立良久，儿时的“说书”声仿佛又在耳畔响起，一阵秋风萧萧，琴声、鼓书渐行渐远，飘向了遥远的渺茫……

“说书”声正远离我们而去，却在记忆里永存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