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所经历的河洛大鼓系列之四十三

河洛大鼓闹元宵

日月如梭，光阴似箭。龙潭沟说书，是非成败，荣辱得失，俱已过往，成为若干年后的谈资或故事。河洛大鼓自此再无起色，一蹶不振，节节败退。说书已难成职业，别的地方不清楚，新安县的大多数河洛大鼓艺人已经纷纷改行，或正在考虑转型。比如俺老师王新章和郭汉、杜志京专业操起了批八字算卦的营生，在新安县火车站胡同租赁了房子，摆起了卦滩儿。曲墙的韩法子，大平沟的狗刘子则挂羊头卖狗肉，以说书为幌子，四乡跑着看麻衣相，看坟地。五头的张海谦开起了理发店。仓西沟的刘大江搞起了煤矿，又承包了苹果园，忙得脚不沾地，早把说书忘到了爪哇国。

在这种大环境，大气候下，眼见得守着说书要饿死人，该何去何从？改行，怎么改？像咱说书习惯了，还能做点其他啥事儿？做生意吧，天生不是那块料儿，害怕赔不起；像刘大江那样搞企业吧，咱没那雄厚的资金支撑，连头三脚都踢不开；努点力，找点门路，往上面爬爬吧，咱庄稼人一没靠山，二没背景，三没关系，四没人情，前门儿不能走，后门行不通。人家都能挣巧钱儿，咱没有钩钩嘴，吃不了磨眼儿食哈。常言说，虎行千里总吃肉，狗行千里总吃屎。虽然比方不老恰当，听着不美，但事实如此。天生就是要饭的命，改来改去也无用。说书就像吸大烟一样，明知死路一条，却上了瘾，已经戒不掉啦。这不，农闲时除了说书、下煤矿，又和唢呐班儿搅在了一块儿。

“唢呐班儿”是比较文明、高雅的称呼。搁我们那一带的乡下，俗称“响器”“响器班儿”，还有更不好听的叫法：“吹手”“吹鼓手”“吹喇叭”。“吹手”，旧时有之，六六年大概涉嫌封建礼教的原因遭封禁，一度绝迹。改革开放后死灰复燃，迅速燎原，在农村红白大事儿、开业庆典极为盛行。说书走向没落之时，响器却如日中天。有时候谁说谁“慌得跟二叫响器似的”，说明响器班儿的“事儿”很稠。响器班儿“过事儿”，顿顿十大碗整桌，吃香的，喝辣的，很是让人羡慕。于是，有书说书，没书就跟响器班“上事儿”。响器班是乱班，不固定，咱又不是主角儿，河里鱼乱串，谁有事儿跟谁干。先后曾跟刘八岭寺东沟的王小莉，石井高庄的高妮儿，高小民，仓头横山的李进成等搭过班。在响器班里，给人家拉个弦儿，晚场临罢事儿时说上一段短小精悍的耍笑书来变换口味儿，效果不错，反响良好。把说书融进响器班中，取长补短，相得益彰。一来可以实现说书的价值，在响器班还能派上点用场，没有白吃闲饭白拿钱；二来给河洛大鼓变相地找了一点儿市场，使其有一点用武之地，不至于完全丢弃。干啥说啥，卖啥吆喝啥，试着学吹唢呐，吹笙，入了点门道儿。曾在高庄的五条路教过一季度的唢呐班，后来干脆在本村组织成立了寺上唢呐班，两年下来，倒也弄得像模像样。

由说书转入唢呐班，只是过渡性的权宜之计，不可能，也没有精力沿着这条路走到底。偶尔听说哪里有书说，还是要千方百计地争取这个机会的。

说书的生意零零星星，断断续续还会有，但行艺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。生产队集体包场，“说闲书”“说官书”的几乎已经不存在了。能撑起残局，让说书艺人有口饭吃的唯有请神祈雨还愿的“神书”“愿书”，以及生日贺寿，开业庆典的“祝兴书”“喜书”等。这些都是冷热活儿，哪有天天请神还愿的？所以指望这类书连续不断地天天都有书说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以往说书，听家儿多，听书热情高，到一个地方只要开了头，就一发而不可收地往下接续。现在呢，还愿请神书是给神承诺过的，有听众没听众都得说，可愿书一结束就再没有下文了。没有听家儿给谁说，说了书谁掏钱？怎么办？是神仙入庙中，是鬼王入墓坑，俺说书的从家里来，还滚回家里去。

鉴于形势的变化，说书的不得不调整策略。由主动变被动，由上门儿生意转换为坐庄生意，由原来的“跑江湖”变成了“偎窝不动”。由原来的出去觅食，寻书说，找活儿干，变成“关住门儿卖疙痨药，痒都自来”，在家中坐等愿书寻上门来。如此一来，河洛大鼓数十年来一直沿袭的“负鼓携琴走天涯，两片嘴唇吃天下”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

行艺方式的改变，借鉴了响器班“订事儿”，剧团“订台口”的经验，也逐渐适应了“订书”。即有还愿书或祝兴书什么的，可提前预订。尽管俺老师们一直不主张“订书”，尽管我吃过“订书”的亏，可不订书哪来的书说？订书，是黄鼠狼拉鸭子，无鸡（机）所奈了啊。

1999年的春夏两季，小浪底水库移民搬迁进入白热化，忙活了半年，把说书的事儿忘到脑门后了，实在无暇顾及。我们依依惜别洛阳新安，背井离乡，迁至焦作孟州；由黄河母亲的右臂弯，一下子扑到了左臂弯里；由邙岭脚下畛河川，来到了太行山下河阳府；由地地道道的“（黄）河南人”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“（黄）河北人”。故乡的山山水水离我们渐行渐远，逐渐地化做记忆。河洛大鼓随着移民搬迁，似乎已经翻过曾经辉煌的一页而成为过去。

次年，即2000年的“千禧之年”，普天同庆。对移民人来讲，千禧年是一个里程碑，标志着辞旧迎新，又一个新的开端，新的希望，极具划时代的意义。对移民村的说书人来说，这个时间点是分水岭，意味着河洛大鼓不仅跨过世纪之坎，迈入另一个千载，还跨区域，从河洛流域，融入怀川大地，面临着新的环境，新的机遇，新的挑战。洛河水难以浸润土生土长的河洛大鼓，那么怀川肥沃的厚土，能否让河洛大鼓在此生根、发芽？

早闻河阳孟州系韩愈故里，文化底蕴厚重、深邃，文化氛围浓郁。先于我们搬迁至温孟滩的龙渠、河西的村民回来说，人家当地——温县、孟县对文化生活可重视啦。村村都有戏，逢年过节，尤其是元宵佳节，打大鼓，敲腰鼓，舞狮子，撑旱船，跑竹马，耍火龙，扭秧歌，唱大戏……可谓丰富多彩，应有尽有。关键这些文艺活动不一定完全出自村民自发组织，而是上面有政策命令，政府有硬性规定，各村必须得上一定的文艺项目，完成得好奖励，否则将受到处罚。落户到河西村的相子说，他参加过正月十五的闹节，分配在威风锣鼓班里学打大锣，每天村里还给记义务工，发工资呢。看起来这不是捕风捉影，确有其事哩。

大年下的，元宵佳节，哄哄耍耍，热闹热闹，开心开心，还能领到钱，有这等的好事儿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于是大家都对搬迁温孟滩，对未来的移民生活充满了憧憬和向往。这里的“大家”当然也包括了我。私下想，说书在洛阳这边不行啦，无法生存，到孟县那边兴许中哩。此处不养艺，自有养艺处。人挪活，树挪死，那么河洛大鼓呢？换换地方该又如何？孟县有那么好的文化氛围，说书的到那边说不定能很好地生存和发展呢，也未可知。不仅突发奇想：孟州不是有个“会昌”吗，会昌，会昌，定会昌盛。这个地名会不会应在河洛大鼓身上？河洛大鼓遇“会昌”，弄不好就“昌”起来哩。因此，当一些上了年纪的老者故土难舍，乡愁难解，能拖一天是一天，迟迟不想搬迁时，我心里却巴不得早点离开这个穷山沟，恨不得插上翅膀，一下子飞越黄河，来到河阳会昌，以尽早揭开崭新的一页。

常言说，一挪三不稳，1999年是搬迁的第一年，尘埃尚未完全落定，茫茫黄河滩，重建新家园，千头万绪，百业待兴，人们还顾不上文化娱乐。及至春节，千禧来临，这是个极不平凡的年，千年一遇啊，自然不同于往年。2000年元旦刚过，焦作市提前签发红头文件，孟州市政府早早将政策规定下达到各乡镇，具体到村组，要求各级政府高度重视，精心策化，严密组织，要过一个热闹、隆重、有意义的元宵佳节。其实早在政策下达之前，寺上村已经 “八月十五磨年麦，早准备”啦。寺上村在老家时就有正月十五“闹节”的传统，此次当然不甘落后。村里斥巨资给老年秧歌队置办了一应俱全的服装导具，给青年腰鼓队换了四十面崭新的腰鼓，给业余戏曲队、唢呐班添置了锣鼓钗，弦子、笙等等。威风锣鼓（打大鼓）各村都有，寺上村不能没有。专程跑洛阳购买了大鼓、大钗、大铙等全套儿，又专门从外村请来“教（jiāo）师”来教大家打大鼓，未及腊月，村里已经锣鼓震天，热闹非常，荡漾着节日的气氛。

为了移民搬迁后的首个元宵节打赢第一场漂亮仗，为了让寺上村的文艺活动节目拿得出，叫得响，为寺上人争气，为移民人争光，村双委专门召开动员会，广泛发动群众，献计献策，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。除村干部外，参加会议的有：寺上秧歌队的创办者、领队人杨桂花；寺上腰鼓队的发起者，也是教（jiāo）师的刘德成；寺上业余戏曲队的组织者刘好奇；寺上唢呐班的领班哩，也就是——我…… 当然，少不了寺上村民间所有文艺团体的总领导，总带队的——我干哥。

呵呵，别搞错啦，干哥的“干”可不是湿干的干哈，是“干劲”的“干（gàn）”，弄不明白还以为我俩是“干兄弟们儿”哩。其实不是，是我的一家子哥，小名叫干子，大名叫吕贻新，寺上魏家沟的。因为我们一家子的，同辈分儿，又能说得着话，合得来，彼此走得很近，所以我亲热地喊他“干哥”，透着些近味儿。

别看“干哥”长“干哥”短的喊得怪亲，因在老家居住相距较远，认识的时间其实并不长。认识干哥始于1997年老家的“闹节”。当时的秧歌队、腰鼓队一百多号人都一致推举他为领队的“头头儿”。那一年，我们唢呐班六七个人也应邀加入了闹元宵大军，才和干哥有了交集。

干哥系普通百姓，一无职，二无权，但说起话，做起事来比村干部还要权威；干哥没啥特长和技艺，不会唱，不会跳，不会打也不会敲，却把能打会跳的一大帮“杂牌军”，闹节队伍领得风生水起，轰轰烈烈。有名的“要想生气，领窑（煤矿）轰戏”，这一大摊子不是谁都能领起来的，没两把棕刷子，没有一呼百应的魄力和手段，还真拿不下来哩。

为何干哥能轻松地“号令诸侯”呢？一是有热心：无论谁家有红白大事儿，干哥总是不请自到，跑前跑后，忙而不乱，把事儿捋得头头是道，井然有序。乐于奉献，不图回报。二是有信心：干哥说出来的话，做出来的事儿，从不放空，从不打无把握之仗。难怪大家都说，听干子的没错。三是无私心：老家闹节，还是有油水可捞的。从寺上到仓西沟一带煤矿多，随便哪矿上转转，敲打一下，耍上一回，不封个几百块钱的礼儿？干哥把这些钱公平合理地分给每一个人，轮到自己，一分不剩，口袋空空，两袖清风。鉴于干哥威信高，口碑好，活动能力强，所以每年闹节，就成了统帅三军（秧歌队、腰鼓队、唢呐班）的不二人选。

动员会上，大家纷纷摩拳擦掌，热情空前高涨，各抒己见，滔滔不绝。但冷静下来，对寺上村文艺团队的现状和孟州各村镇的文化形势做研究、分析和比对，参加元宵节文艺活动实力并不雄厚，前景不容乐观。

杨桂花带领的秧歌队最先发起，可谓寺上村改革开放后闹节的先驱，资格最老，耍的故事也丰富多彩，如唐僧取经、王小赶驴，撑旱船等。但资格老，人也老，年龄普遍偏大，青黄不接，注不进新鲜血液，难以应对竞争。况且秧歌队并非寺上村的专利，在河阳大地遍地开花，几乎村村都有。想在多如牛毛的竞争中脱颖而出，谈何容易？

刘德成教出来的腰鼓队伍绝对年轻化，几乎清一色的大姑娘、小媳妇，充满朝气，活力四溢，且舞姿优美，阵容整齐，堪称寺上村一道靓丽的风景线，在故乡仓头乡三八妇女节汇演还拿过大奖呢。可腰鼓队也不是寺上村的“独门儿生意”，打听到孟州有好几个村子、街道和机关单位都有腰鼓队呢，其规模和实力一点也不在寺上村之下，竞争仍然激烈。

寺上村的业余戏曲班业余得很，在一边儿随便拉拉唱唱，闹闹玩玩，图个开心娱乐，马马虎虎的还行，但“牵到寺（市）上没有驴”，拉到正场上和人家专业的不在一个档次。况且像这样的业余戏迷搁孟州随便找个村，一抓就是一大把，多得很。

寺上村的唢呐班起步晚，尚在初级阶段，技艺平平，加之移民搬迁，拆得五零失败，元气大伤。虽勉强可以七拼八凑起来，但很难与其他艺术形式争雄。

威风锣鼓在孟州范围内基本上是村村普及，寺上村也是不甘落伍，迫于压力才下了血本儿，置办家什，组织人员，请教师，轰起了寺上村的“大鼓队”。但现上骄，现缠脚，现打热卖，临阵磨枪，无论积极性如何高，抓得如何紧，学得如何快，想迎头赶上、超越其他村子而独领风骚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至于其他高难度的像踩高跷、舞狮子、耍火龙什么的，人家别的村有，寺上村压根就没有，更无可比性了。

这也不行，那也不出色；这也拿不出手，那也送不出门儿；这也没多大把握，那也没多大胜算。这元宵节还闹个什么劲儿？寺上人历来争强好胜，从不想落在别人后头，首个元宵节要是在孟州打窝杆，会让人家当地人怎样看咱？

“说书！”就在大家情绪低落，一时拿不定主意时，干哥冷不丁地冒出了两个字。

说书？首先我脑子一蒙，没听错吧？开啥玩笑！从古至今从头论，谁听说元宵节闹说书？唉，干哥真是哪壶不开掂哪壶。管他哩，听见只装没听见，装聋作哑吧。

说书？大伙儿先是一愣，继而就有人交头接耳：“咦，还兴中哩！在孟州当地还没听说有说书的，咱这是‘独门儿’,绝活儿!他们跑马、踩跷儿，咱就拉出来说书，看哪个新鲜。”

“都听我说。”干哥清了清嗓子，“搁老家，咱寺上村的腰鼓、秧歌，那是没说的，到哪里都是数一数二的，没人能压住咱的点儿，可到孟州就不同了。孟州‘耍家儿’太多，高手云集，藏龙卧虎，比咱强的大有人在。在老家可以，到孟州就不一定显得起咱啦。吃别人嚼过的馍，走别人走过的路，跟在人家屁股后跑，永远也撵不上趟。要想在元宵节出彩，就得扬长避短，别出心裁，另辟蹊径，剑走偏锋，不按常规出牌。人家有的，比咱强势的，避其锋芒，不正面较量，拣对方没有的，出其不意，才能制胜。说书，在孟州是个空白。今年闹节，把咱老家洛阳的特产大鼓书带过来，让大家换换口味，保准能中。”

干哥这一说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朝这边投过来，让我立即局促不安起来。我这人有个毛病，在书场说书，观众再多，面不改色心不跳；除了说书，生性沉默，很少在人多的公开场合发过言，且一急脸红脖子粗，语无伦次地说不成一句完整的话。见这么多人盯着我，再不开口有点说不过去了。一急，说话就有点结巴：“不，不，不行！元宵节不适应说书。无论是扭秧歌、踩高跷，还是舞狮子、耍火龙，都是人多势众，场面壮观，气势恢宏。说书一两个人小打小闹，势单力薄，在那种场合下，渺小得像一粒尘土，太不起眼啦。说书的和人家比，岂不是螳臂挡车，不自量力，拿鸡蛋碰山，一败涂地？”

干哥笑笑：“老弟，看你这点出息！他们人多咋啦，咱们人少又如何？咱是凭本事，又不是凭打架哩，是不是？不怕先告状，只怕后无理。上场赢不算赢，笑到最后才算能。你说书的不是说过：金刚钻虽小能钻瓷器，竹竿怪长节节空，蟒长八尺也是菜，龙生七寸能腾空。不害怕少而小，就害怕短而精。不要紧兄弟，有哥给你撑腰坐阵，放心大胆?来啦。”

我哭笑不得，唉，这比喻都是哪跟哪呀，可又不好折辩，只得摆困难：“说书就我一个人也不中呀，单丝不成线，孤掌也难鸣啊。没有拉弦的，总不能让‘干炒’吧？”

干哥说：“让你们戏曲班里的老高，或者老李给你凑合着拉弦儿！”

干哥所说的老高，就是桃园的高凌云，原来县化肥厂工作时在剧团上拉过板胡。所说的老李，叫李银虎，孟津五一矿正式工，后来落户寺上，擅拉曲胡。说起老高、老李，俺们都是戏曲爱好者，经常在一个锅里搅稀稠，走得比谁都近。要是他俩拉说书调儿中，还用得着干哥说？问题是他们都是拉戏剧的，曲剧、豫剧马马虎虎还可以，让他们给说书的伴奏，真是勉为其难了。这里边的行道、路数，只有内行人知道，干哥当然不会懂得这些。我只好耐心解释：“哥呀，事儿都不是你想的恁简单，常言说，隔行如隔山……”

不等我说完，干哥不耐烦地打断：“哪有恁些细处？会推磨就会推碾，会拉戏（调）就会拉说书（调）的！兄弟，中也得中，不中也得中，事儿就这样定啦，甭推三阻四的，给你哥摆恁些磕坎儿！”

干哥就是干哥，凡事大大咧咧，不拘小节，不容分辩，大手一挥，拍板定音，把一个不大不小的包袱重重地甩给了我。不接也得接，接也得接，那就接吧。干哥不是说让凑合吗？那咱就将就吧。说书这些年，经历了无数难，也不在乎这点困难。活人还能叫尿憋死？管他哩，事大事小，到刚儿[①]就了。说不定“车到山前自有路”哩。

想不到车到山前，路真的出来了。就是临近元宵节的前几天，高银虎竟然奇迹般地从天而降，惊现面前，让我喜出望外！

高银虎的家窑沟是西沃乡东沟村的，不在移民搬迁范围，如何会跑到了温孟滩的寺上村？原来他的侄女家是竹园村的，搬迁后和寺上村成了紧邻居。高银虎春节来侄女家串亲戚，焉能不来同行伙计这走走？

赶得好不如赶得巧，央人不如等人。正愁着说书没拉弦儿呢，这不是拉家儿不请自到，送上门来，你说巧不巧？真乃是天助我也。我得银虎，如虎添翼也。高银虎的到来，无疑于雪中送炭，久旱逢甘露，及时地解决了燃眉之急哈。

这几年的磨砺，磨去了高银虎狂傲的棱角，也磨掉了一些喯大话，说假话的小毛病。已经没有毛毛燥燥，“初生之犊不怕虎”的青涩和无知了，明白了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，自己处在什么位置。变得成熟、稳重、踏实了许多。说起闹节说书的事儿，高银虎二话不说，毫不犹豫，拍拍胸膛，不讲报酬，无条件地答应下来。OK，一切水到渠成。

这次参与闹节，高银虎非常虚心和低调，不再与我抢主角，争风头了，心甘情愿地当绿叶，一心一意地配合拉好弦儿。不仅如此，在他的带领、指导下，老高、老李竟然学会了几个河洛大鼓基本的弦子过门儿和主要路数。老高配上了二胡，老李弹起了三弦，路普选吹笙增强气氛。这样配合到一块儿，人员多了，规模大了，效果提升了，热热闹闹，像模像样，俨然成了河洛大鼓的专业小乐队，一改以往只有一根弦子伴奏的单调，为说书增色不少。

有高银虎不遗余力地助阵，有干哥做后台，推波助澜地撑腰、捧架，让我吃了一颗定心丸，对说书闹节有了足够的底气和信心。

事实证明，干哥的判断和决策是正确的。他攒这一炮（方言音bāo）还真攒对了。正月十四元宵节节目汇演那天，谷旦、南庄、槐树、西虢几个乡镇的数十个村庄的数百摊儿的大鼓、腰鼓，高跷、秧歌、狮子、旱船、怀梆、唢呐……齐聚孟州，穿梭于大街小巷，可谓八仙过海，各显奇能，千姿百态，形形色色。刹那间，孟州沸腾起来。锣鼓震天，鞭炮齐鸣，欢声笑语，人头攒动，万众同乐，普天同庆，好不热闹壮观！

宽阔的海尔广场，有数个村，数摊儿的闹节队伍、团体在此竞相汇演——寺上村包括其中。干哥安排的节目顺序先是大鼓开场，再是秧歌跟进，进而腰鼓压轴，却把说书排在最后压台、收尾。有人担心，说书的人少，单薄，气势小，放到最后压不住场，把观众都听跑了，收不住缰，揽不住尾，岂不难堪？干哥自信满满地摆摆手，不语。

最后一个节目，该轮到河洛大鼓上场了。我们几个人不慌不忙地走到场子中央，撑开了折叠椅子、落地鼓架，执起鼓板，操起早已定好的乐器。别看说书的人少，可干哥做足了功课，安排得隆重、有气势。凡参与寺上村闹节的大鼓、秧歌、腰鼓的所有演职人员分别排列两厢和身后，簇拥河洛大鼓上场，宛如众星捧月。这一百多号乡里乡亲的闹节者，既充当了为河洛大鼓跑场打旗的演员，也成了河洛大鼓摇旗呐喊的助威者，亲友团。众人拾柴火焰高，大家捧场最重要。啥是亲，啥是近？关键时刻是乡邻。看着乡亲们一双双期待、信任、鼓励的目光，我的心里一热，勇气倍增，浑身上下充满了能量。

四周的观众静了下来，好奇地打量着这几个其貌不扬的人在摆弄着弦子、书鼓，这是玩的哪一出？耍把戏儿，还是玩魔术？咋没见过哩？

铿锵的书鼓，悠扬的坠胡，沧桑古朴的河洛大鼓调子竟然吸引了周围其他村子闹节的团队驻足。扭秧歌的不扭了，敲腰鼓的不敲了，纷纷地围拢过来，里三层外三层地圈了个水泄不通。踩高跷的挤不进来，就充分发挥自身“大长腿”的优势，站在人群外面，居高临下，一边儿来回走动着表演，一边探头探脑地打量着场内的说书人。就连打大鼓、敲大锣的不知什么时候也悄悄地“偃旗息鼓”，跑上来看个究竟。说也奇怪，放着自己的六尺牛皮大鼓不打，却赶过来看说书人敲着一面不起眼的六寸小鼓。说也好笑，不仅自嘲，河洛大鼓用的小小书鼓和人家的大威风鼓一比，成了鼓娃儿，鼓孙儿，怎么敢妄称“大鼓”呢？

一段唱罢，有人起哄喝彩叫好，有人嚷着“再来一段”。见无法收场，只好又唱了几句书帽，并再三致谢。大家似乎意犹未尽，仍迟迟不肯散去。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老者挤上前来攀谈：“只怕至少有二三十年都没听过说书的啦，想不到你们移民村还有这玩艺儿，真是稀罕啊。”

我问：“老先生，咱当地过去有说书的吗？”

“有。”老者点了点头，“咱温孟滩过去有说书的，像老李先儿、老杨先儿、老王先儿，都是统出名哩。不过这都是六几年的事了，七几年以后说书的已经不见了。”

有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儿插话：“小时候，听大人说‘说书’，心里纳闷，书是用来读的，看的，还能拿来说？只听说过，没见过说书，今天才算开了眼界，呵呵，原来这就是‘说书’？”

大家围着问长问短，弄得说书人也起不离身了。直到寺上村所有闹节的人已经坐上车，等得不耐烦了，在干哥一再的催促下，众人才依依不舍地散去。

小小的，不起眼的说书，硬生生把那么庞大的大鼓、秧歌队伍的戏给赢了，收到连我们都意想不到的效果，不得不说是一个惊人的奇迹。究其原因，不是我们说书的有多牛逼，水平有多高，大家有多爱听。而是干哥摸准了孟州一带说书长期空白、欠缺的短板，乘虚而入，一举成功。只所以招来万人围观，引起轰动，并不意味着河洛大鼓叫好，唱响孟州了，只不过是大家长时间没听过、没见过说书，物以稀为贵，一时图个新鲜、稀奇而已。

我心里明得跟镜似的，虽然这次争了气，没有给寺上村丢脸，但丝毫不敢有沾沾自喜的感觉，更没有引以为傲，让人翘尾巴的资本。河洛大鼓的路还很漫长、艰辛……

[①] 到刚儿：新安县大山以下的土话。刚儿：跟前。到刚儿：事到跟前，事到临头。

《河洛大鼓志》内容详情 微信购买孔网购买